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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东北抗日联军

纪念和缅怀为中华民族解放暨东北光复而牺牲的民族英雄们!

 
 
 

日志

 
 

在纪念于天放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转载)  

2011-04-02 22:28:05|  分类: 转载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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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于天放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于绍雄    

各位来宾,各位党史专家,同志们:

今年4月9日是我的父亲于天放的百年诞辰,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追忆逝者,继往开来。我们家属非常感谢中共哈尔滨市委、哈尔滨党史研究会及东北党史、抗联史专家,他们没有忘记这位从哈尔滨呼兰区走出来的抗联英雄。

于天放的整个青春年华和后半生,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他是黑龙江省第一个考入清华大学第四级经济系的考生。他在清华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党支部书记。父亲的家族是19世纪东荒开禁从山东登州迁徙东北而发展起来的。我的爷爷是家族的大掌柜,1937年8月父亲去抗联独立师,在呼兰老家的爷爷被日本宪兵队传讯,七天后暴亡,家族随之解体。我的一个姐姐也死在富锦日本宪兵队监狱。国破家亡的民族深仇大恨,更加坚定了于天放抗日到底“夺回我河山”的决心。1940年2月在给抗联三路军总指挥部的信中,于天放写道:“天放是革命者,我已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一切,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为中华祖国独立、自由而流尽最后一滴血。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受过祖国深厚的培养和宠爱,民族革命的重担是我责无旁贷的神圣天职。我虽不敏,但高度的民族气节,珍贵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我是誓死不渝的!任何人可以走上歧途,可以蜕化,可以成为革命的逃兵,而天放是干不起的,历史的使命也不容许我有丝毫的轨外行动。”而于天放在狱中及越狱时的表现正是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抗联著名将领王钧在和于天放传记的作者王汉卿谈话时说:“于天放是抗联队伍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写的好,但不大愿意讲话,表现得很深沉。1945年他被苏联红军误抓后,从黑河到哈尔滨,在北安车站和我通话,我问他路费够不够,他说有个荷兰籍父亲、中国籍母亲的胡姓苏联通事(翻译)给张罗的路费,这样他就去找李兆麟了。后来我带队伍去打泰安(依安)镇的国民党杂牌残匪,他和延安来的省工委书记王鹤寿一起到北安,任黑龙江民主联军副司令。我46年1月中旬平匪完毕回到北安又见到他。他的右手二拇指头弯弯着,少了一小段,拿东西很费劲,是堵日本看守石丸的嘴被咬残废的。当时他说话还有些笨,脑子还不能及时反应过事来,这是受过电刑的人在一定时间里必然现象。以后我们还一同去看过他逃跑的日伪北安省特务分室监狱,是个青砖水泥面小楼,监狱在底下(楼的一层),里面有三道大铁门,显得很阴森,过去一到夜间十二点以后,这里就有抗日志士受刑了。日寇特意用木板杖子做篱笆。于天放确实是从这里逃出来的,有人说他假越狱,又说北安监狱有九道门,根本逃不出来,这可是瞎说,纯粹是望风捕影”。这以后,王钧又带队去打德都的土匪,46年3月黑龙江省各界召开人民代表会,他被王鹤寿召回来参加会议。他说:“这次会议,于天放被选为黑龙江省参议会议长。当时国共两党关系还没有破裂,他和林枫代表东北准备出席国民政府的国民代表大会。走到哈尔滨南的拉林车站,听说两党开火了,就返回来了。”“1948年东北解放,军区取消了,变成了军事部,于天放任部长,我任副部长。1949年5月15日黑嫩两省合并,我和他一起到齐齐哈尔。1953年恢复军区,于天放当副政委(政委为赵德尊、冯纪新兼)我当副司令兼参谋长。干到1954年,他转业到黑龙江省当副省长。就因为这样,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于天放是个坚强的革命者,纵观他的一生,够个人民英雄!”“文革中说他自杀了,很多人不服气。说是造反团斗完了,晚间放到博物馆地下室去,是要搜身的。递天就说死了,用小棉袄盖着,原来的痕迹都破坏了,说脖子的动脉被刀片割断了,哪来的刀片呀!所以怀疑他杀,但又无人出来证实。应该说他是死得冤枉!这样一个人物,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太惨了!”

这里王钧同志提到了于天放之死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全省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在此我想说一下我们家属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很多经历过“文革”的同志们都知道,在省革委会“于天放问题调查组”的材料出台之前,省革委会为打倒于天放制造了于天放是国民党先遣军军长的舆论,公布了所谓先遣军“委任状”,以示证据确凿,作为于天放是叛徒、特务的佐证。这是解放哈尔滨后,在于天放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组织内部早已处理的一件历史旧案。“文革”中又被潘复生等人利用。负责处理此案时任松江省委社会部长,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抗联老同志陈龙(即刘汉兴)的证言如下:“在曹(即国民党先遣军第五战区总指挥曹兴武)等被我软禁期间,我们要他写材料时,写了有关于天放这段材料,以后在对曹的审讯中他否认了和于的关系。据当时研究,曹、史(即曹的副官长史飞)和于是认识的。在国民党占领哈尔滨时,曹确曾和于拉过关系,而于并未同他们拉扯。曹兴武新写的材料是企图说明他们也有革命关系,借此鬼混,妄想我们收编他们。同时在曹兴武与先遣军的编制表和其他材料并未发现有于天放同志。”在中共黑龙江省委1978年35号文件中说:“匪国民党先遣军、匪东北行辕策反委员会策反于天放同志的计划是存在的,但与于天放同志无直接关系,没有策反成,因此这一问题应予否定”。

1967年4月22日于天放被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从家中以办学习班为由带走,5月3日死亡。其间4月27日在八区体育场召开二十万人的“黑龙江省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至离奇死亡的12天中,转押游斗、疯狂迫害,超长时间的审讯折磨着于天放的精神,摧残他的肉体。据1982年省公安局复查小组给省公安局党组的复查报告中记载:“1967年4月下旬,省委造反团对于天放办班后,即开始围攻于天放的“双嫌”(即叛变嫌疑及接受日特任务嫌疑)问题。搞连轴转,车轮战术。仅有记录可查,5月1日早9点半审到次日早2时,5月2日又连续突审5个半小时,5月3日拉去哈师院批斗,晚间由哈军工大楼转押至博物馆地下室,后死去。”“在审讯时搞了大量的逼供诱供,指名问供,非法篡改原始记录达百余句”。

5月5日凌晨两点,省委机关造反团将母亲和我接到博物馆一楼北侧大厅,先让我们谈谈对于天放是叛徒的认识,说谈完了可以与于天放见面,骗我们在谈话记录上签字。字据到手后,才宣布“于天放已於5月3日夜自杀”,说是“用右手拿刮胡刀片割断左颈部动脉而死的,共割12刀”,并把我们的签字当作《于天放死亡的家属意见》拿走。由一位身着白上衣、蓝裤子的警察向我们出示了现场照片,约有5、6张。令人不解的是照片上于天放的颈部完全没有血痕,墙上和周围也没有喷溅的血迹,刀口很整齐,可查出12道,完全是一种人死后割开的现象,而这居然是法医拍摄的现场照片!大约5分钟后,又领我们去地下室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于天放赤身躺在潮湿的水泥地上的一条草垫子上。我们只看了半分钟,省委机关造反团统战分团的彭某(此人后来调到省革委会人民保卫部)急忙用小棉袄将尸体盖上,威胁我们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于天放已死亡的消息(当时有传闻说黑大的学生正在打探于天放的下落,要抢回于天放)。我母亲提出要保留尸体,等在北京工作的大儿子和在肇东参加“6.26”下乡巡回医疗队的大女儿见父亲最后一面,并做尸体解剖。这些人气急败坏地说,一个大叛徒自杀了,还保存什么尸体,做什么尸检,马上火化。凌晨4点,我们被送回家去取衣服时,遗体已同时被拉至火葬场。5点钟我和母亲乘第一班有轨电车去博物馆,那里早已人去楼空,值班的人竟矢口否认,说那里根本没有押过什么人。5日早8点,芦家派出所的民警来我家取户口薄。据后来火葬场的同志跟我们说,当天早六时左右有个单位送来一具尸体要火化。说是一名叫刘守功的阿城籍老工人因车祸而亡,因无派出所开具的“死亡证明”,直至上午才火化。而几天后我们去省委机关造反团统战分团索要骨灰存放证,而证上所写的正是刘守功。他们狡辩说,因为于天放太有名了,怕他的死会引起各派群众组织混乱和武斗,所以改成了刘守功。当时的省革委会第三把手范正美在2007年出版的《秋梦追思》中写道,他是从潘复生、汪家道处得知于天放自杀的消息,潘复生给他看的现场照片,也是没有血迹的赤身照片。范正美还说,“4·27”大会后,省革委会立即将于天放逮捕,送军管会看押。那么既然是被军管会拘押,割断颈动脉的刀片又从何而来?正常人割断动脉,一刀就会血喷如注,疼痛难忍何能再割11刀?于天放在北安越狱时,右手二拇指已被日本看守石丸咬伤至残不能伸直,怎能用这样的手去拿双面刃的刮胡刀片去割左颈动脉?最关键之点在于,无论是法医拍摄的现场照片,还是给家属看的现场,不见一滴血迹,这对割颈自杀来说是难以解释的!在省革委会宣布于天放“自绝于人民而自杀”一说公布后,一时间社会上开始流传于天放是被打死或下楼时被推下摔死的小道消息和传闻,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天放同志的怀念和对省革委会的强烈不满。

1978年12月2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龙发(1978)115号文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某某某等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阴谋陷害和打倒以欧阳钦同志为代表的领导同志,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以‘欧阳钦、李范五为首的里通苏修反党叛国集团’重大假案,把欧阳钦、李范五、王一伦、杨易辰、李剑白、任仲夷、陈雷七名省委书记,谭云鹤、李瑞两名省委候补书记以及常委、省政协副主席于天放等分别打成所谓叛徒集团的大头目、干将、谋士、骨干、心腹、黑高参和集团成员。”“诬蔑原省委里没有好人,都是苏修特务、高饶余孽、刘少奇线上的人物”,“东北抗联,除了死的以外,不是叛了就是跑到苏联当了情报员”等等,“省委同意清查叛国集团假案,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受迫害同志的名誉”;“对阴谋制造这起假案的某某某等人,要追究责任人,严肃处理。”可以看出,打倒于天放是潘复生等人在黑龙江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先实施的步骤。

我们家属认为,于天放不是自杀,而是迫害致死。于天放生前在短时期内连续遭到强烈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突发死亡。死后被阴谋者出于肮脏的政治目的伪造了自杀假象。1982年9月29日,中共黑龙江省委黑发干字(1982)165号文件《关于于天放同志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明确指出,“于天放同志1944年12月19日任东北抗联三路军总政宣传科长和总指挥部特派员时,被日寇逮捕入狱,1945年7月12日从日伪监狱中越狱脱险”。“1976年4月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对于天放同志隔离审查,在和军工和省委机关造反团召开的全市20万人批斗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上,宣布于天放是‘卖国投敌大叛徒、大特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急先锋和黑后台’等等,多次被批斗。1967年5月3日,被迫害致死。省公安局党组1978年3月15日向省委做了书面报告,省委对于天放同志的被捕与越狱问题,做了重大叛徒嫌疑与潜伏日特嫌疑的结论。经复查,于天放同志1944年被捕入狱和越狱脱险问题,本人过去做过交待,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可相信于天放同志本人的交代,撤消省委1978年对于天放同志历史问题所做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给于天放同志扣上‘大叛徒’、‘大特务’、‘资本主义逆流急先锋’和‘黑后台’等罪名,进行隔离审查和批斗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做好善后工作。”

于天放在他创作的《冬征》(即著名的抗联歌曲《露营之歌》第四段)中有一句成为20世纪东北抗战时期脍炙人口的诗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他没有在穷凶极恶的日寇淫威面前屈服,他的大智大勇使得日本战犯不得不承认:“我尊敬为正义而舍生的于天放将军”;他在人妖颠倒的文革期间,没有理睬向他泼来的污泥浊水、背后袭来的明枪暗箭,他是带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尊严离开了这个世界。

62年前,著名作家刘白羽在和于天放参观越狱的特务分室时这样写道:“他随走随指点那阴暗的单身牢,那廊道,那重重铁门,以及那最后击破的窗户。我听着,我望着他微红的脸,他是如同穿过惊涛骇浪的巨船,他兴奋,但他十分沉静,他几乎足有一种气魄,可永远击退一切逆风暴雨,因为他是那样沉静。”

于天放一个出身于旧中国封建大家族的知识分子,受过中国最高学府的教育,找到了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奋斗目标,在中国革命经历白色恐怖和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为之奋斗终生。他在生前曾写到:“东北是我的家乡故土,我爱祖国,我爱东北,我爱家乡,我也爱树海无边的小兴安岭。不管敌人怎样凶恶残暴,抗日斗争的烈火是不能被压下去的。我决心埋尸故土,也不离开东北一步!”正是这种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才使他的一生充满了红色的传奇色彩。

在我们儿女和后代的记忆中,于天放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抗联英雄!

 

                                            2008年4月28日

                                                                   此文应于天放将军之子于绍雄大哥要求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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